眼下的赵树理研究汗牛充栋,笔者无法穷尽所有。为了重新审视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,我们需要拎出一根线索,将几种不同的赵树理“读法”串联起来。哪条线索为佳呢?周扬、夏志清虽然立场不同,但都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:如何看待赵树理与“民族形式”的关系?假使赵树理文学作为“民族形式的里程碑”这一论断是有效的,又如何“历史化地”理解这一论断呢?
不管是就语言还是叙事形式来讨论赵树理与民族形式的关系,1940至1960年代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后来者,比如郭冰茹便将话本小说视为理解赵树理与民族形式的形式“中介”,将它的通俗化小说定义为“话本实践”。我们姑且将这种研究进路称之为“形式”范式,它们脱胎于“**史”的读法,又掺入“现代性”的理解,关切点落在了赵树理文学“形式”的现代性。
竹内好和洲之内彻的分歧,在于如何理解“现代性”,而李杨和贺桂梅的不同,则在于哪一种才是更符合“中国特色”的“民族形式”,如此一来,不管对赵树理持何种态度,在“现代性”的“读法”看来,赵树理文学,不过是“**中国”现代性的一个注脚。
某种程度上,赵树理的“问题小说”是建立在“通俗化”基础上的,它是**建国、宣传动员的情势下有**创造出来的产物。在挖掘“民族形式”的文化**意味时,不应忽略,“问题小说”是一种充满文化**色彩的**文艺形式。当然,我们并非站在“文学进化论”的立场上指认“通俗化”和“问题小说”的等级秩序,而是试图在“**史”和“现代性”两种“读法”之外,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,重新审视赵树理文学的**史背景。因此,将赵树理广为人熟悉的“问题小说”视为“民族形式”的一种文类,并非单纯依赖理论话语的逻辑,而是从文化**特别是“**史”的角度切入。在赵树理看来,最具民族形式意味的“问题小说”,其实是跟**工作同构的。
近半个世纪以后,贺桂梅和李杨二人对赵树理“现代性”的“再解读”,是竹内好和洲之内彻之争的“回响”。在《转折的时代——40-50年代作家研究》中,贺桂梅将赵树理的通俗化、大众化实践视作对“民族形式”论争的继承和完成形态——其理论来源为洪子诚论述当代文学**的“一体化”和汪晖对“民族形式”和“现代民族**”构建的“同一性”的理解。这种观点是站在“民族形式”的现代性维度上来揭示赵树理文学的意义。
眼下的赵树理研究汗牛充栋,笔者无法穷尽所有。为了重新审视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,我们需要拎出一根线索,将几种不同的赵树理“读法”串联起来。哪条线索为佳呢?周扬、夏志清虽然立场不同,但都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:如何看待赵树理与“民族形式”的关系?假使赵树理文学作为“民族形式的里程碑”这一论断是有效的,又如何“历史化地”理解这一论断呢?